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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晓明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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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参与和影像记录 (6)  

2009-05-20 23:32:27|  分类: 公民记录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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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公民参与和影像记录 

   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、人权教育工作者  艾晓明专访  (6)

 

   2008/7/11 台湾《天下》杂志记者 彭昱融采访  

 

Q:请再说说纪录片和记忆的关系? 

 

纪录片和“记忆”特别有关系,如果没有纪录片这种方式,我们如何记得一些公共事件、如何能够形成共识并积淀成社会记忆呢?价值观的维护需要记忆,需要我们对社会事件的共同认识,因为这些公共记忆构成意义,当人认识到某些价值的重要,就会坚持和维护这些价值。纪录片恰好是一个具体形式,帮助建立社会记忆,它也能毁灭、改变某些记忆,对社会来说它是重要的认识工具。

 

但是对于纪录片工作者个人来讲,对某一部纪录片来讲,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,每一个作品处理的题材不一样,表达方式也不一样,每个导演所处的阶段、能力也不一样。这个作品可能做到哪一步,还有客观条件的限制,我们不能期待一部纪录片回答所有的问题。

 

回想起来,由于我们运用了这个记录工具,我们利用了这些技术成果和条件,它增长了我们的表达能力,因为记录的技术凝聚了很多人的创造力。我们今天拿起录像机、跋山涉水,有可能做出一部完全超过个人能力的事情。当你开机把人们的说话、场景记录下来,也就是利用了新的技术,为人们事后回顾、分析社会事件,提供了一份视觉文献,它是一个社会建构记忆的工具。

 

一个失忆的社会将会重演许多悲剧,制造失忆也是一种统治方式。

 

我前面说过,社会记忆是建立价值观的重要条件。当一个社会准备解决问题的时候,它会特别需要记忆;当一个社会不打算解决问题的时候,那就需要失忆。一个社会酝酿变革时,首先会重新思考历史,因为它迫切需要通过回顾历史来厘清自己的价值观、确立目标,重建人们的公共想象,包括对历史、未来和社会构成的想象。

 

可是如果社会不是处在这样积极解决问题的阶段,那有时就会把纪录工作者当成敌人,因为你正在做对一些人来说倒行逆施的事,他需要麻痹你做的是激活,他需要的是遮掩而你用的是呈现,二者产生激烈冲突。文字毕竟间接一些,写文章不一定要去现场。但选择录像的话,你就不能不去实地,不可能不露出摄影机,这个时候记录工作者会处在一种危险的处境,变成攻击的目标。

 

今年年初湖北发生一个事件,一个过路人看见了冲突现场,举起手机准备拍摄;结果被城管发现,他们一哄而上,当场把他打死。类似的事情不止一例,摄影机被砸人被殴打等等,这是摄影工作者可能的遭遇。你会发现随着照相机的普及,照相逐渐不成问题,可容忍的程度比摄影机高一点。而摄影机体积较大,显得比较专业,就好像有个训练有素的眼睛在实施监督,也就特别遭人烦、惹人恨。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看,它的确是帮助行使监督权;因为,无论是专业记者还是公民记者,都将把现场发生的一切,传递到更大范围的公众视野;在那里,这个事件将超出当地施暴者的控制,被评说、考量、获得重新判断的机会。侵权者对此很了解,甚至放大了摄像机对自己的威胁;为了逃避问责,他首先要剥夺人们观看的权利。在这种冲突和暴力面前,摄影者的位置是很脆弱的,他们和我本人,都没有能力保护自己。而另一方面,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又迫切期待媒体工作者的关注,就像我们自己掉到水里一样,因为你没有办法自救,当然盼望有能力的人伸出援手。

 

事情原本应该如此,当他人权益受到侵犯时,每一个人都应该去维护其权利,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义务。我希望国家真正如宪法所说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,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,可以享受助人为乐,而不需要特别的勇气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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